本文图均为 微博@繁花BlossomsShanghai 图

12月27日，由上海原创、上海出品，王家卫执导、胡歌主演的电视剧《繁花》在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。开播仅10分钟，收视率破2；当晚的微博热搜榜上，相关话题词就占了7个。这部再次擦亮上海文化品牌的剧集，一亮相就备受瞩目。

《繁花》改编自金宇澄于2013年出版，曾获得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。本剧并非简单地还原小说，而是对原有的故事进行了大胆的再创作，聚焦主人公阿宝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抓住时代机遇，施展才华，凭借勇气和魄力改写命运的经历。

影像与文字的叙事虽有不同，但内在的精神却是一致的——它们关心的都不是繁华都市的“传奇”，而是城市精神的底色，即世俗情感背后的神圣价值和道德热忱。

在小说《繁花》的结尾，两位法国青年准备写一个上海剧本：老上海的苏州河畔，法国工厂主爱上了中国的纺织女。阿宝则不断根据史实提醒他们，当时苏州河边根本没有法国工厂。这个故事像一出寓言剧，作者暗讽时下流行的上海“传奇”，不过是一些滥俗的套路，就像出自外国人的手笔，对真实的上海很隔膜。

因此，电视剧《繁花》选择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间点切入。彼时，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的上海成为出口贸易的枢纽以及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航运、科技创新和服务业的中心，完成了“起飞”。不管是阿宝们在证券交易所门口的抢购，还是在外贸生意里的打拼，讲述的都不仅是上海本地性的变化，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历史巨变。

换句话说，阿宝的矛盾就是时代的矛盾，阿宝对时代的记忆就是历史的意识。本剧展现黄河路上欲望、财富交织的故事，根本目的是促使人们去思考时代、历史和生活本身的根本性问题——《繁花》也就此找回了更真实的上海。

什么是根本性问题？在本剧中，上海人过着自己的生活，说着自己的语言，时代浪潮的袭来却让他们不得不思考：面对全球化、消费主义的冲击，上海人究竟为什么而生活，或者说，上海人究竟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？他们需要坚守的价值和理想，到底是什么？

答案，可能就在原著小说出现近千次的“不响”里。上海人明事理、讲规矩，知道自己的位置，故而更愿意当一个倾听者，因而，金宇澄的“不响”有地方文化的根据。但电视剧并没有满足于表现“不响”的叙事功能，而是着力剖析“不响”背后的性格心理、文化韵致。

阿宝在股票市场中惨遭朋友出卖，还因为误会被人恶意撞伤，但他选择“不响”，因为当初那位朋友曾经帮助过他；爷叔劝阿宝在市场行情大好时尽快和邻里朋友切割，不要被人情牵绊，但他选择“不响”，因为他知道别人生活也有困难；范总在生意中随意加价，要阿宝就范，但他选择“不响”，因为他决定坚守市场的规则和诚信的品质。

爷叔给阿宝的考验无疑是耐人寻味的：赚了大钱的阿宝，并没有一走了之，而是在书报亭边守住约定，等待爷叔的到来，直到深夜。爷叔讲出的道理也是值得玩味的：一个男人不仅要有身上的钱包，还要看他能从朋友的钱包里借到多少钱——看他能得到多少朋友的信任。这就是上海的城市活力与精神底色——阿宝是雄心万丈的，因为城市赋予每个普通人向上的无限机遇；阿宝又是最讲信用的，这是城市能集聚无数追梦者的理由。

电视剧描述了阿宝在生意场上的打拼，提出的则是一个更富有深意的问题：这个年轻人能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哪里？可以说，秩序意识、规则意识、责任意识、共生意识，缺一不可。读懂了阿宝，读懂了“不响”，也就读懂了上海。

无论是小说，还是电视剧，《繁花》里出场的各色人物，也多有宽厚宽容，互相体贴，相互谅解。阿宝突遇车祸，玲子豪爽地表示：“他的钱，我来还”；阿宝在生意场上被刁难，汪小姐不惧危险，挺身而出。他们之间的情感不能简单用“爱情”来概括——阿宝为玲子的饭店投保50万，表示对朋友的信任；汪小姐年轻时在生活中遇到困难，阿宝与她相互扶持、相互帮助。旧人换了新人，老街多了新楼，上海的生活更替有序，人心却越磨越软，这就是上海人家的善与美。

上海滩上的繁花绽开，留存下来的不仅是那些美丽的瞬间，更是生活选择的正当性。《繁花》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对地方文化、城市诗学的生动描述，更在于深厚的人道情怀以及坚实的价值理想。

“不响”处于寂静之中，在那一瞬间，电视剧里的人物和电视剧外的观众达到了一种共同的存在，那是被一座城市连结起来的共同命运——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、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、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、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、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。一座城市之所以让人向往，就因为它的品格和底色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这也是《繁花》让人回味无穷的原因。